『如果章节错误，点此举报』来温哥华的第二年，我做了一个决定。
我要入籍。
不是我不爱国，是我需要一个更稳定的身份，让我彻底扎下根来。
加拿大的入籍要求是五年内住满三年，我还在累积居住时间里。
但我已经开始准备入籍考试了，那本《发现加拿大》的小册子我翻了好几遍，里面的内容倒背如流。
与此同时，我在国内的那个小县城里，一场好戏正在上演。
这些事情我并不是第一时间知道的，是后来通过一个意想不到的人——我大伯的女儿，陈芳——才了解到的。
陈芳是我大伯的女儿，比我大两岁，从小跟我不算亲近，但也不像其他亲戚那样对我冷嘲热讽。
她嫁到了隔壁市，平时很少回娘家，在家族里存在感不高。
有一天，我在Facebook上收到了一条私信。
是陈芳。
“婧婧，我是你芳姐。你别删我，我有话跟你说。”
我没有删她，回了一个“嗯”。
她发了一大段文字过来，我看了之后，沉默了很久。
原来，我走之后，陈家的日子并没有他们说的那么好过。
我哥陈磊结婚之后，孙敏进了门，家里的矛盾不但没有减少，反而更多了。
孙敏是个厉害角色，在厂里就是出了名的泼辣。
嫁过来之后，她发现陈家三套房，但实际居住的只有一套——我爸妈住的那套八十平的，因为一百二和九十的两套都在出租，租金归我哥收。
孙敏不满意了。
她要求我哥把一百二的那套收回来，重新装修，给他们小两口住。
我哥照办了。
然后她又要求我爸妈把八十平的那套过户到我哥名下，“反正早晚都是你们的，早给晚给都一样”。
我爸妈犹豫了。
孙敏就闹，摔盘子摔碗，哭着喊着说“嫁到你们家连套房子都没有，我图什么”。
我哥夹在中间，最后跟我爸妈大吵了一架。
我爸气得腿疼犯了，躺在床上三天没起来。
我妈哭着打电话给大伯，说“养了个白眼狼”。
大伯去劝，被我哥一句“这是我们家的事，不用你管”怼了回来。
最后，我爸妈还是妥协了。
八十平的那套也过了户。
三套房，全部落到了我哥名下。
我爸妈成了住在儿子房子里的寄居者。
这还没完。
孙敏怀孕之后，辞了厂里的工作，在家养胎。
家里的开销全靠我哥一个月五千多的工资，加上两套房的租金，勉强够用。
但孙敏花钱大手大脚，动不动就买名牌包、做美容，还嫌弃我妈做的饭不好吃，非要请保姆。
我妈气得够呛，但不敢说——因为房子都在儿子名下，她怕得罪了儿媳妇，连住的地方都没有。
我哥夹在中间，左右为难。
他被孙敏逼着去找我爸妈要钱，又被我爸妈骂“没良心”。
里外不是人。
陈芳在消息最后说了一句话：“婧婧，你走对了。”
我盯着这五个字，看了很久。
走对了。
这三个字从陈芳嘴里说出来，比任何人的认可都让我觉得值。
因为陈芳不是站在我这边的人，她只是一个旁观者。
一个旁观者说“你走对了”，说明什么？
说明我爸妈和我哥，真的把事情做绝了。
但我还是没有回复陈芳。
不是不想回，是不知道该说什么。
说“活该”太刻薄了，说“我不关心”又太假了。
我关掉了Facebook，去厨房给自己泡了一杯茶。
窗外那棵枫树已经红透了，满树的叶子像一团燃烧的火焰。
我想起小时候院子里那棵枫树。
想起我哥说“这是我的树”。
想起我爸说“对，这是咱们家的树，你妹妹将来要嫁出去的，树留给你”。
现在，那棵树大概已经不在了吧。
拆迁的时候，院子都没了，树自然也砍了。
但我一点都不觉得可惜。
因为那棵树，从来就不是我的。
又过了半年，陈芳又给我发了一条消息。
这次的消息，让我真正见识到了什么叫“自作孽不可活”。
我哥陈磊出事了。
他在厂里跟人喝酒，喝多了跟人打了一架，把人打进了医院。
对方伤得不轻，肋骨断了两根，脾脏破裂，做了手术。
对方家属报了警，我哥被刑拘了。
涉嫌故意伤害，可能要判刑。
孙敏慌了，挺着大肚子跑去找我爸妈，让他们想办法。
我爸妈能有什么办法？
他们一辈子在小县城里，认识的最高级别的“官”就是居委会主任。
他们去找大伯帮忙，大伯推了推眼镜说：“这种事情要找律师。”
请律师要钱。
多少钱？
对方家属开口就要三十万，否则不签谅解书。
不签谅解书，我哥就要实打实地坐牢。
孙敏哭着说家里没钱。
三套房都在我哥名下，但房子是死的，一时半会儿卖不出去。
就算卖出去了，孙敏也不会同意——因为房子是她的命根子，卖了就什么都没了。
我爸妈把棺材本都掏出来了，加上跟亲戚东拼西凑，凑了十二万。
还差十八万。
这时候，我妈又想起了我。
陈芳告诉我，我妈在家族群里发了一条消息。
“婧婧在国外，能不能让她帮帮忙？她哥出了这么大的事，她不能不管啊。”
大伯回了一句：“你还有脸找她？”
二伯回了一句：“嫂子，你就别折腾了，婧婧不会管的。”
小姑回了一句：“就是，当初你们把房子全给磊子的时候，怎么没想到今天？”
我妈没有回话。
但她还是找我了。
她不知道怎么弄到了我新公司的邮箱，给我发了一封邮件。
邮件很长，错别字很多，但核心意思只有一句话：
“你哥出事了，需要十八万，你帮帮他。”
我看着这封邮件，心里没有愤怒，也没有悲伤。
只有一种深深的疲惫。
他们永远是这样。
每次需要我的时候，就想起了我。
每次不需要我的时候，就把我推到一边。
在他们眼里，我不是女儿，不是妹妹，是一个随时可以取用的应急基金。
有钱的时候，我是“咱们陈家的人”。
没钱的时候，我是“早晚要嫁出去的外人”。
我关掉了邮箱，没有回复。
第二天，邮件又来了。
第三天，又来了。
第四天，又来了。
连续一周，每天一封。
措辞越来越激烈，从“帮帮你哥”到“你还有没有良心”，从“一家人”到“你爸要被你气死了”。
我一个字都没有回。
第八天，邮件停了。
取而代之的，是一封从国内寄来的挂号信。
还是我妈的字迹，但这一次，字迹比上次更潦草，好多地方被水渍晕开了——大概是眼泪。
“婧婧，妈求你了。你哥要是坐了牢，这个家就散了。
你嫂子说要离婚，带着孩子走。你爸天天哭，腿疼得下不了床。
妈知道你恨我们，但再怎么说，他是你亲哥啊。
妈给你跪下了。”
信纸的最后一行，写着一行歪歪扭扭的字，像是写完之后又加上的。
“妈错了。”
我盯着这三个字，眼泪突然就掉下来了。
不是感动，是愤怒。
迟来的道歉，比拒绝更残忍。
如果她早一点说这三个字，哪怕是在签放弃继承协议的那天说，我都不会这么决绝。
但她没有。
她是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才说的。
她不是真的觉得自己错了，她是被逼到墙角了，才不得不低头。
这种道歉，不是真心实意的悔改，是走投无路的乞求。
我把信放回信封里，锁进了抽屉。
然后我拿起手机，给陈芳发了一条消息。
“芳姐，谢谢你告诉我这些。但我不会出钱的。”
陈芳秒回：“我知道。我就是觉得你有权知道。”
“谢谢你。”
“婧婧，有句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说。”
“你说。”
“你真的变了很多。以前的你，不会这么硬的。”
我看着这条消息，想了很久。
“芳姐，不是我变硬了，是我不需要再软了。”
发完之后，我关了手机，去阳台上看枫树。
枫叶已经开始落了，一片一片的，铺满了楼下的人行道。
有个小孩走过，捡起一片枫叶，举到妈妈面前。
妈妈弯下腰，笑着接过枫叶，插在孩子的帽子上。
小孩高兴得跳了起来，拉着妈妈的手往前跑。
我看着这一幕，突然想起一个词。
自由。
不是没有人管你的自由，是可以自己做选择的自由。
选择原谅，或者不原谅。
选择帮忙，或者不帮忙。
选择留下，或者离开。
这些选择权，在我自己手里。
没有人可以替我做决定。